當商品儲存、流通、展示的場地和渠道足夠寬廣，商品生產成本急劇下降以至于個人都可以進行生產，并且商品的銷售成本急劇降低時，幾乎任何以前看似需求極低的產品，只要有賣，都會有人買。這些需求和銷量不高的產品所占據的共同市場份額，可以和主流產品的市場份額相當，甚至更大。這就是網絡時代興起的一種長尾理論。
而具體到視聽節目，可分為頭部節目和長尾節目，頭部節目具有影響力強、及時性強、擴散力強的特點；長尾節目是指那些熱度不大但卻是海量的節目。
我國對網絡視聽節目的監管一直采取的是“自審自播”、“誰播出誰負責”的管理方式，在實踐中運行良好。2016年12月20日，《廣電總局關于進一步加強網絡原創視聽節目規劃建設和管理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出臺，網絡視聽行業迎來了重點網絡原創節目備案制度。《通知》規定，從2016年12月19日開始，所有視頻網站的網絡大電影、網劇、網絡綜藝等網絡視聽內容，都須實行重點網絡原創節目備案登記制度，即重點網絡原創節目上線前需要進行“規劃備案”和“上線備案”兩次備案程序。新監管方式主要針對文化內容監管，要求堅持網絡視聽節目線上與線下標準一致，不符合網絡視聽產品總量大、更新快、時效性強等特點，在業內引起較大爭議。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一份來自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會的提案就建議要優化網絡視聽產業監管方式，并提出了優化方向和解決對策。
現有網絡視聽產業監管內容多、難度大
該提案首先分析了網絡視聽產業監管的特色和問題。
首先是海量內容審核難度大。網絡視聽節目數量龐大，種類多樣，增長速度快，審核監管難度大。該提案提供的數據稱，2016年，網絡劇備案4558部，微電影和網絡大電影備案5556部，娛樂類欄目備案數達611檔6962期。其中，網絡劇備案部數同比增長466%，發展迅速。海量的視頻為監管帶來了壓力，無論是國家級還是省級廣電部門，監管隊伍人員數量都十分有限。以北京市為例，北京市屬網絡視聽節目服務持證單位123家，占全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持證機構近1/5，而原北京市新聞出版廣電局投入網絡視聽節目備案審查的人員編制也不過十余人，即便有外聘專家隊伍來輔助審查，也很難滿足需求。
另外，現有網絡視聽產業監管備案時間過長，也會影響節目播出。新監管方式需要進行兩次備案，兩次的審核周期均為25個工作日，如果節目需要修改，則時間更長。這大大延長了網絡視聽產品的上線周期，不符合網絡視聽節目時效性強、更新速度快的特點，給企業造成巨大的負擔。
除此以外，還存在內容審核標準不明確的問題。信息產業部發布的《互聯網站管理工作細則》規定互聯網站管理工作堅持屬地管理原則。《關于進一步加強網絡劇、微電影等網絡視聽節目管理的通知》規定了網絡劇、微電影等網絡視聽節目不得含有的10項內容，但是內容審核標準仍然存在不明確的問題，不同地區監管部門在執行過程中會有所差異，也不利于網絡視聽節目制作單位在制作節目過程中準確把握內容審核要求。
最后，由于需要提前備案，引進的很多境外劇只能在國外播放完之后，才能進行完整的備案，導致引進的很多境外劇很難在國內同步更新。這一方面會使境外劇上線國內視頻網站之前，大量盜版資源在網絡滋生，不利于構建清朗的網絡空間。另一方面，由于盜版資源更新及時，成為多數觀眾優先觀看渠道，導致引進境外劇的視頻網站流失大量觀眾，損失慘重。
分類管理分類監管
針對現有監管制度的不足，該提案提出了以下幾點建議：
首先，總結傳播規律，探索實行分類管理制度。在文化安全問題上，按照節目題材進行分類管理。對重大題材或者涉及政治、外交、宗教等特殊題材的節目，要加強審查備案。對于一般性題材則仍可實行“自審自播”、“誰播出誰負責”的管理方式。而且，網絡視聽產品的內容監管，在保證內容安全的基礎上，可考慮在審查方式、監管手段上進行區別和優化。另外，應當從傳播效果和影響力的角度，采取“力保頭部、兼顧長尾”的思路。頭部的節目具有影響力強、及時性強、擴散力強的特點，有限的監管力量更應該投入到頭部的節目內容中，如網站首頁、微博大號、熱點節目、新增節目。長尾部分的節目雖然也在一定人群、一定時間內傳播，但由于其熱度不大、位置隱蔽，因此應該分類梳理，總結其傳播的規律，有針對性地監管這類節目，同時廣泛接受社會舉報，保持對長尾部分違規節目的壓力。
其次，強化事中事后監管，建立嚴格問責制度。目前，我國網絡視聽產業監管工作重點主要體現在對市場準入的監管和對內容傳播的備案審核兩個方面，而對網絡視聽節目的事中事后的監管缺乏嚴格的規范制度。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關于進一步加強網絡劇、微電影等網絡視聽節目管理的通知》（廣發［2012］53號）規定：對違規播出網絡劇、微電影等網絡視聽節目的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單位的主要出資者和經營者，廣播影視行政部門視情節予以警告、罰款直至5年內不得投資和從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的處罰。類似的懲罰制度應該廣范用于事中事后監管。
第三，強化判例借鑒，建立監管大數據庫。隨著網絡視聽內容生產的不斷豐富，諸多以前未曾遭遇的情況時有發生，對已有監管案例進行積累并建立監管大數據庫具有重要意義。有關部門應積極推動建設視聽節目監管大數據庫，使網絡運營商可以查詢已有的相關判例和判罰數據。與此同時，行業協會開展相應的判例學習和傳播活動，明確“前車之鑒”的同時，熟悉和掌握國家相應法規政策。監管大數據庫建立的另一重意義是進一步清晰監管標準，逐步降低網絡視聽節目監管中的主觀性和隨意性，使監管主體在有法可依的同時做到“有例可循”，盡量避免因監管者個人喜好判斷而影響監管結果的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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