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首次提出“互聯網+”，2015年7月4日國務院發布《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此后，各行各業都根據該文件精神發布“互聯網+”行動計劃。兩年多來，“互聯網+”成為當前社會各界信息化建設和產業創新發展的業務核心，提高了全民的信息化意識和信息產品的應用能力及水平，豐富了國家經濟轉型發展的戰略工具和手段。
但是，全社會對于“互聯網+”的認識仍然不夠統一，一些具體政策與“互聯網+”戰略存在出入。這些都為未來“互聯網+”戰略的深入實施埋下了隱患。因此，深刻認識“互聯網+”的科學內涵及其戰略地位和作用對于當前及今后都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互聯網+”成為構成經濟新常態的產業技術基礎
“互聯網+”標志著我國互聯網經濟實現了由模仿向自主創新的轉變。長期以來，各國的互聯網經濟往往是模仿美國企業的商業模式。但從2008年開始，我國逐漸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商業理念、商業模式，如互聯網思維、O2O等，“互聯網+”可以看作是對之前我國社會各界自主探索互聯網經濟發展經驗、模式和規律的概括、總結與提煉。
輕裝信息化是“互聯網+”的本質屬性。信息化是“互聯網+”的本質屬性。“互聯網+”是在以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和移動互聯網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的作用和重構下的新一輪信息化即輕裝信息化。“互聯網+”改變了信息化的發展模式，信息化建設的各個部分出現越來越顯著的分工，信息化應用主體幾乎可以“零成本”開展信息化業務應用，信息化就像自來水和電力一樣成為各行各業甚至每個人觸手可及的應用工具和手段，服務于人們改進業務、提高效益、創新創業的基礎條件，產業重組、跨界融合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平臺經濟是“互聯網+”的突出特征。盡管平臺的價值早就為人們所熟知，但“互聯網+”則將平臺價值發揮到極致。“互聯網+”的基礎設施建設與信息化業務應用日益分離的趨勢，使得人們不斷尋找應用價值和市場價值最大的工具和手段。隨著信息化應用難度的不斷降低，人類經濟社會活動的諸多層面都在逐步地實現平臺化。互聯網媒體類平臺、社交平臺、電子商務平臺等平臺先行成熟并主導各自領域的經濟社會活動；工業生產的各個層面得以實現信息化、智能化，工業互聯網平臺應運而生。處理好平臺與政府、平臺上的企業和消費者、社會類機構之間的關系，成為保障“互聯網+”順利發展的關鍵。
“互聯網+”構成經濟新常態的產業技術基礎。在輕裝信息化之前，經濟社會運行的信息化成本相對較高，各行各業只能運行在各自的傳統領域；從架構來看，經濟是支離破碎的。然而，隨著輕裝信息化的日漸深化，支離破碎的行業經濟像鐵屑受到磁鐵吸附一樣，開始往一個統一的中心匯聚。各行各業盡管仍舊保持各自內在的產業技術特征，但卻日益被構建在一個趨同的“互聯網+”的架構之上。從內容來看，“互聯網+”已經為中國經濟構建了三大新興基礎設施，出現了“新四大發明”——移動支付、高鐵、電商、共享單車，即電子商務平臺、電子（移動）支付和由電商快遞發展起來的現代物流體系。從經濟發展史來看，“互聯網+”的這種屬性類似于電力發明和應用對人類工業化的作用和地位。與此同時，“互聯網+”也帶來諸多新興業態，正在對產業結構產生革命性的影響。
“互聯網+”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主要包括三方面：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各個領域形成新興產業領域；“互聯網+”使傳統產業的面貌發生重大變化；互聯網企業或新興企業依托平臺從外圍對傳統產業進行顛覆性革新，形成了融合性新興產業，這些都是構成當前經濟新常態的重要組成部分。
“互聯網+”應該成為我們全面認識和深刻理解經濟新常態的技術經濟基礎。科學認識“互聯網+”，不僅有助于我們分析當前產業發展的生產要素配置的方向和特征，也有助于我們把握改革發展的方向。
“互聯網+”的發展迫切需要完善的支撐環境
近年來，“互聯網+”正由最初的商業零售、其他服務行業向工業制造業加速擴展、深化，由行業的某個關鍵環節應用向全行業應用轉變，由部分經濟發達地區向中部、西部地區全面推進。“互聯網+”的快速發展既給很多行業帶來了顛覆性的影響，也帶來不少問題。
一些行業的“互聯網+”因受到傳統利益的羈絆而受阻。融合性新興產業最容易給傳統行業帶來革命性的變革，但也容易受到傳統利益群體的制約和限制。如果處理不好，這些融合性新興產業就可能因此而被壓制甚至是窒息。讓人擔憂的是，我國的一些融合性新興產業發展正在受到傳統利益群體的制約和限制。就網約車來看，在交通運輸部等七部門于2016年7月聯合發布《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之后，很多地方從人、車、業務范圍等方面對網約車設置了諸多限制性規定。受這些規定的影響，行業發展阻力巨大，業內人士普遍對其持悲觀態度。因此，把握鼓勵支持和管制規范的度，為促進“互聯網+”的新興業態發展提供一個有利的發展環境，是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我國“互聯網+”行動計劃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
平臺治理不力成為影響“互聯網+”創新發展的不利因素。平臺既能促進“互聯網+”的發展，也能阻礙其創新發展。隨著平臺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和地位日漸增強，這種阻礙作用也在不斷增強。具體表現為：不同平臺之間相互隔絕甚至是相互拆臺，不正當競爭行為普遍，對市場環境帶來不利影響；一些平臺企業依仗市場壟斷地位，對中小創新企業的發展形成潛在威脅；平臺對于市場管理的重要性開始影響到政府對于經濟管理的手段、效力，如何處理政府、平臺、平臺入駐企業和消費者之間的關系，構建新型平臺治理框架，成為“互聯網+”時代亟待解決的問題。
從頂層設計角度 構建“互聯網+”支撐環境
當前，必須加快制度建設的步伐，為“互聯網+”行動提供一個良好的支撐環境。
一是加強宣傳，為“互聯網+”營造一個有利的社會發展環境。加強“互聯網+”的信息化屬性宣傳，要讓人們認識到“互聯網+”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以及“互聯網+”可能帶來的諸如隱私泄露、網絡安全等潛在威脅；加強整合，將當前名目繁多的行業信息化工程統一到“互聯網+”的戰略框架之下。
二是構建自主創新的生態體系，夯實“互聯網+”的核心技術保障基礎。從國家安全高度，夯實中國經濟新常態的產業技術根基。持續加大對高端芯片行業的投入，提高芯片制造能力和水平。要高度重視一些重要的軟件操作系統及其他基礎軟件平臺建設，參照高端芯片行業，在“核高基”基礎上，結合《網絡安全法》有關國家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要求，設立專項發展基金，統籌發展一批重大的基礎軟件產品。要構建自主創新的生態體系，在“核高基”、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及其他相關產業發展項目方面，吸引互聯網企業參與，形成國家信息領域核心技術設備研發與應用之間的良性創新發展生態系統。
三是合理認識基礎設施條件，綜合推進“互聯網+”創新發展。有人將“互聯網+”的基礎設施概括為“云、網、端”三個方面，但其實還應該包括“臺”，即平臺。
就“云”來說，首先，規范云計算行業的市場競爭行為和秩序，結合國家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要求，建立完善的行業良性發展機制；其次，根據中央關于“建設全國一體化的國家大數據中心”的要求，統籌規劃、合理布局、高效建設各地大數據中心；再次，高度重視并處理好政務云中心發展與現有的國家電子政務建設相關政策的關系。
就“網”來說，通信行業要緊緊圍繞國家“互聯網+”戰略，加快技術革新和網絡改造，不斷降低資費水平，不僅要為各行各業的“互聯網+”提供網絡保障，還應該加快云技術、大數據項目建設，切入工業互聯網等新興“互聯網+”領域，實現自身的轉型升級；加快行業體制創新，引入更多戰略投資者參與信息基礎設施建設。
就“端”來說，首先，各大智能手機企業要加強合作，強化行業聯盟建設，重點解決行業共性技術短板，大力推進產業鏈前移和產業結構高端化。其次，加強與電子商務等“互聯網+”應用的合作，協同推進“走出去”戰略。尤其需要智能手機行業加強與信息化業務創新應用型企業的協作，協同推進智能手機、電子商務、移動支付的國際化。
就“臺”來說，應該對不同類型的平臺采取不同的發展政策。對于發展相對成熟的平臺，應該著眼于規范秩序、加強管理；對于工業互聯網平臺，應該采取鼓勵支持政策，加快發展。必須充分認識到平臺經濟在“互聯網+”戰略中日益重要的作用。要充分發揮平臺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也要注意平臺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利影響。
四是重點加強共性問題的制度建設，為“互聯網+”營造有利的軟環境。有一些問題是影響“互聯網+”創新發展的共性因素，如網絡安全、知識產權保護、個人信息和隱私保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政府數據開放與大數據開發等。解決上述共性問題應該遵循以下原則：首先是具體問題具體解決。根據促進“互聯網+”行動計劃的要求，對一些不合時宜的制度進行改革。其次是綜合運用技術、法律、管理手段解決共性問題。除了制定新的法律法規外，新技術的運用也能夠極大地解決這些共性問題。如，支付寶創新交易的支付環節，很好地解決了交易雙方的信任、信用問題；新一代信息技術解決了身份認證和產品統一標識管理問題，帶來諸多商業模式的變革，如無人值守超市等。再次是基于科學的評估體系。科學合理地構建“互聯網+”軟環境評估框架和指標體系，為綜合評估、實時監測、及時改善“互聯網+”發展環境、修改完善單個共性問題提供科學工具和手段。
（本文摘選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互聯網＋”的支撐環境研究》課題報告的總報告部分，經文章作者同意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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